越南科舉與儒家典籍之傳承

……以《科榜傳奇》人物及策問題目的檢討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王三慶

關鍵詞：越南、科舉、儒家、《科榜傳奇》、潘輝溫

提要：

本篇蓋以潘輝溫所著《科榜傳奇》所載科舉人物為研究主要素材，在幼時家庭教育之養成之重要性，以及家世與昆弟等出人頭地之分析入手。一旦中舉後，其所任職官與著作，實與中國傳統士大夫無異，甚至出使赴國外，亦與儒家要求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理想------即「內聖外王」的一套工夫完全相契合。在蓋棺論定科榜人物之一生中，思想行為是否失檢，合於禮節，忠於家國，也據此標準判定，否則必招徠批評，成為社會的反面教材。其所以如此，蓋與科舉考試命題方向和人才要求息息相關，並主導士子朝此目標前進。至於其證據則在《聖制文三集》卷十四中；同時，也表現了對中國儒家思想的檢討和修正。若以命題內容而言，先測試四書五經的嫻熟度，再用文章來表現其見識，以及用詩文來觀其文采和性情，終則於廷上以實用問題測試其見解和實行之步驟或方法，以見所提是否具有實用性和有效的解決策略，以此標準為國舉材。尤其面對北疆清國的日漸衰微和西方列強勢力的東來，如何保有傳統儒學之優點外，再汲取西方的新知識，以及面對東亞日本的維新變革，凡此諸多問題，每在試題中表現出極度的關懷和因應。

一、《科榜傳奇》之作者與性質

《科榜傳奇》原著四卷，[1]與現存八卷本有別，今已收入《越南漢文小說》第一集[2]第四冊中。作者潘輝溫，天錄收獲人。原名輝注，字重洋，號雅軒，及第後改作今名，又改字和甫，號止庵。生於景興十六年乙亥（1755），卒於四十七年丙午（1786？？？）。中進士時二十六歲，曾任官至西山及太原督同、翰林待制，封美川伯。[3]父兄同為科榜中人，並同朝為官，蓋為書香世家。

輝溫原有《登科備考》一書，蓋補阮人完《登科錄》而作，因此本書當為《登科備考》之外編，標列科甲奇事或早登三元策科諸考者，記載上較稱詳備[4]，以補前書之不足。因此，並非敘事體之長篇章回或傳奇小說，只是有類筆記雜史之作，持與今日嚴整之小說定義大相逕庭，然此亦中國文言筆記小說之性質，所以編撰《越南漢文小說》時，特從奇事發端，以及藉提供漢文著作之文士史料，勉強收錄。然而書中既錄登科文士，則從其出身學養，多少都可以看到他們在養成之際所閱讀的典籍文獻；及第之後，其官宦生涯中，也可以看到儒家治國平天下是他們努力踐行的理想目標；若其著作則是踐行理想，因地制宜的修正紀錄，以及晚年深思熟慮用以傳世的終極關懷。凡此，每見無時無地都見儒家精神在其身上流轉之雪泥鴻爪，今特以此作為論述中心，以就教於諸方賢達。

二、《科榜傳奇》之內容簡介

《科榜傳奇》一書卷一蓋略述歷代錄登科員數，以李朝（1009~1225）、陳朝（1225~1400）與潤胡（1400~1406）因未定科限，所取名數未詳，以及或有存數，而姓名難以稽考者外，就大寶壬戌（1440）開進士科至統元丙戌（1787）年間凡二十六科，除戊寅科無廷試外，賜進士者共九百八十九名，內有狀元二十員及再舉者六員。國初天慶丙午（1558）冬，太祖親試儒生，取甲第二十六名、乙第六名。順天己酉（）試明經，取趙泰等；辛亥（）試宏詞，取阮天錫等；癸丑（）親策，取朱車等。紹平乙卯（），太宗御試雲集堂，取阮日宣等。總計取士之科凡五，然皆出自特置，科限未定，員數未詳。中興以後自順平甲寅（）始置制科，迄正治乙丑（）、嘉泰丁丑（）三科，登科一甲者十二名，二甲十六名。光興庚辰（1788?），復置進士科，歷至辛丑（），凡六十七科，取進士七百二十五名，扣除二人因病及癸丑科無廷試外，內有狀元六名。以上通計自壬戌開科至辛丑科，凡九十六科，除兩中六進士外，實取一千七百三十六員。另附莫登庸己丑（1527）設科，至洪寧甲辰（），共二十二科，進士四百八十四名，除去被告、欠點、丁憂者四人不預廷試外，內有狀元十一人。

然而以上蓋為考知之及第總數，凡二千二百二十員，是為本書編纂取資之原始素材，而潘輝溫特就其中「標列科甲奇事，或早登三元策科諸考」者，提列國朝（1558~1787）狀元二十六名，分成上下卷，陳朝（1225~1400）狀元七名一卷，莫朝（1527~1667）狀元十一名一卷；翰墨傳香上下卷，二十三人；昆玉疊登者八人一卷，通共錄取七十五人編列成書。由於東亞各國選才進士，自鄉里郡縣到庭試，必經重重關卡，誠非僥倖之徒所能仕進，故多得實學之士，也是當日社會之堅實主力和思想主流。因此，若能如實詳考，必能反映當日儒家思想之體系。

三、科舉人物之家世、職官與著作

本書最足以反應這批知識份子的學養背景，莫過於〈翰墨傳香考〉二卷，蓋錄父子三世同登進士者，如耕穫阮伯驥舉聖宗光順癸未（）進士，官歷兵部尚書；子德亮，學問淵博，庭對領狀元，奉使北往，官至禮部侍郎。德亮子匡禮，益修家學，登進士後亦往北使，官至右侍郎。伯驥兄子數登進士，外孫倩狀元。從阮氏這一家族科舉記錄來看，最足以說明他們是標準的書香世家，無分內族外族，在耳目燻染的情況下，維繫著百年的讀書種子而傳世。又如金堆阮氏，以積陰德而世出名儒。仁浹與兄仁被同舉聖宗光順丙戌（）同進士，兄以不魁而再中辛丑科。另兄沖懿及弟仁餘、仁驛亦中進士。仁浹再中宏詞，歷官東閣學士兼國子祭酒。其子勛文學蘊籍，早歲舉狀元；二子敬尤有才敏，與從兄道演及拱順，皆同年會試合格。敬兩奉使，並官至尚書。敬子亮亦登莫福源光寶丙辰科同進士。另外沖懿子道演，遠孫國光，並登進士。因此，金堆阮氏在三十年中，凡九進士，古來所希罕，而仁浹父子祖孫，並擢危科，居顯要，四尚書，其所以然者，故在地靈人傑，然而在古代教育尚未普及的時代，生長在書香世家中，親炙家訓及閱覽歷代藏書秘籍，無疑是最好的一個教育環境，這也是儒家所主張的格物致知到修身齊家治國，逐級遞升的一貫精神。再看安寧申仁忠，博學洽聞，精於學業，尤工詞藻，光順己丑（）會元，庭試擢三甲一之三。洪德中，以文章入侍帷幄，天子自稱騷壇都元帥，仁忠與杜公潤為副，餘為二十八宿。曾掌翰林院事。子仁信尤工於詞藻，年既高猶劬於學，專課其子書，與弟仁武並登進士第。又仁信子景雲，洪德丁未探花，早父登第，官至翰林侍制兼司訓。因此，申家在二十年間，三世繼登，父子祖孫叔姪兄弟同朝，古今罕有。

類此情況者不止以上三家，〈翰墨傳香考〉二卷所列者國朝凡十有一姓，加上莫時二姓，以及中興後十姓，共三十三個世家，都有這等相同情況，足見門閥家族在此數朝之中，仍然發揮極大的影響力量。這幾個家族根據書中的文字敘述，很多都是世守學業，學問優贍或賅博者。一旦中了科舉之後，所任官職不少是被派入具有文采的翰林院中工作，或者未來升任行政中樞的尚書居多；有的是分發為陪著皇帝看書的侍讀或者入侍經筵，幫忙皇帝或皇子們從事讀講及詮解經典的任務；甚至是被任命掌管領導學術風氣及知識培育中心的國子監，從事祭酒的職務（國立大學校長）；更多的是因為精通漢語和嫻熟中國的禮節和思維，有因能賦詩撰文，而奉命北使，從事邦交的的艱鉅活動。

與以上有相同情況或類似者也出現在同書〈昆玉疊登者〉一卷中，該卷所載錄之六對兄弟也是全無例外，如金堆阮氏已經詳述於前，若香橘阮善，原為下洪州族望，自陳以來，以文學世其業，至善才慎兄弟並以文章名世，在仁、聖宗時，三人先後登第。東山阮祚與弟禎、滋福，皆以文章名世，繼登泮選。尤以山圍琩蒲鄧姓出於天錄人悉之後，與子容先後被陷或成仁，一門忠義，不失儒家風骨。後容四世孫徙居左天錄之敦復登光興庚辰黃甲，慎及弟恬則為同進士。居琩蒲之四世孫貼登仁宗大和癸酉黃甲，子從矩、鳴謙、讚，非登進士即為同進士，兄弟輩同時登用者眾。從矩官至大學士，參掌翰林院事。鳴謙慷慨有大節，由侍書奉使再北使，陞禮部尚書，兼史官副總裁，知昭文局光給中，奉撰《大越史記》。在亂世中，每能正色立朝，有毅然不可奪節之儒者風範，有《詠史集》行世。讚亦奉北使，居官亦能切恭守職。凡此，若非嚴守家訓及深受儒教濡染之家庭，則其後代豈能如斯繁衍而昌盛，並得預修國史。

至於歷朝狀元如國朝貝溪阮公挺，父時中，素有學術，明人聞其名，徵為國子監教授，有詩集傳世。公挺博習群書，大寶三年壬戌（）開進士科，應試預禮闈選，廷試狀元及弟，才二十歲耳。太和己巳（），由南策安撫陞侍講，奉往北使。據傳出使，再中明朝首選，世稱兩朝狀元。其〈謝北人表〉一文猶存。後承旨兼國子祭酒，有《木雩潦詩集》傳世。懷抱阮登璉，其先人世守學殖，伯父登鎬、父登明並以文章馳名，同舉進士，登鎬會元，再中東閣第一。登明官至祭酒男爵，子登道學養得之於家庭，與兄並以文學名世，而蘊蓄過之。熙宗正和癸亥會試合格，廷對擢為狀元，。父子兄弟同朝，奉往北使，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學士伯爵。又高香梁世榮，其生殊異，少有神童名，於書無所不讀，聖宗光順癸未，會試合格，廷試賜狀元。密陪帷幄，為騷壇二十八宿酒夫，奉賡答御詩。奉往北使，應對敏捷，聲聞兩國，交邦辭令，多所擬撰，甚得明人讚賞，稱國中得人。官至翰林侍講，入侍經筵，掌翰林院，知崇文館。再看程舍武義之，幼號神童，鄉試一舉，洪德庚戌會試合格，廷試狀元。光紹中累遷貞懿秉文功臣、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侍經筵。在國家板蕩之際，盡心徇國，規諷之旨每見於詩。登庸擅政，從光紹帝至藍山，拜靈廟，退而自刎，節義被推為國朝第一。此外如老辣黎鼐，自祖父與兄弟一門，並以義烈文學名世，受業於武瓊，瓊愛其才而以女歸之。登第後，則歷典成均。子仕莫，北使十九年回，陞尚書蘇郡公，如蘇武節事也。另如莫朝阮秉謙，明人譽稱「安南理學有程泉」，則受見重如此，而學者以「雪江夫子」稱之，著有〈中津館碑銘〉及《白雲詩集》行世。樂道楊福溪以會試合格預廷試，對策詳明，被批云：「真儒出世，世道方亨。」因而擢拔為狀元。逮莫氏復定，還家不仕。藍橋范鎮在中興初，亦隱居不出。似此原為前朝狀元，而不仕後來朝代之儒家氣節者，不在少數。

然而也有因行為失檢，不知禮節或出仕偽朝，因此招徠批評的反面教材，如國朝唐安汝公瓚以與群小交通，非大臣風節而受黜。陳朝陽阿阮賢十三歲應對，預狀元，以未識尊辭，令回家學禮。耕穫阮倩登莫登瀛大正壬辰，領狀元及第，被譏為「失身偽朝」。

四、科試命題與儒家典籍

檢視歷代科榜進士狀元，大致可以發現他們在登科之前，從啟蒙到仕進的整個過程，勿論是〈翰墨傳香考〉中的父子輩，以及兄弟間的〈昆玉疊登者〉，其中人物無一不是得自於家庭教育的燻染養成。這種家庭式的養成教育自古以來原本就是儒家精神的核心價值之一，所謂修身齊家，絕對是東方文化中知識份子所努力追求的目標。一旦在在登第之後，他們身處政治核心圈中，其所從事的職務及表現，也都有其相類似的感召力量，即是追求輔佐君王治國平天下，使百姓能夠安居樂業，也是儒家止於至善的終極價值。這些理想是否能夠做到，那是需要種種條件的配合，也是另一層次的問題，但是這點終極關懷絕對是士子從養成到科舉登第，以及仕進之後的奉行目標。

東方各國的科舉制度弊端不少，然而卻是一個比較公平的選才方式，何況又有其特殊標準和針對時代議題的需求限制。以中國而言，「三代以前，鄉舉里選之法行，取士專以德行為本。漢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徳行之士，試以治道，然後官之。魏晉以降，所舉秀孝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雖其立法未必盡善，然清謹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為終身之累。至是隋有進士之舉，始專試士以文辭，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太平興國九年，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瓊林苑上。」神宗時，王安石有感於仕進者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等書文句，撰寫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逮及明洪武三年，下詔天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徳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戌丑未年春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四書》義主朱氏《集註、章句》，《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用陳澔《集說》焉。初塲以初九日試《四書》義三道，本經四道。次塲用十二日試論一道，詔誥表内科一道，判語五條。終塲以十五日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初塲及終塲未能者，許減其二道。嗚呼！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議，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濂洛關閩之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該，文質得中。雖不盡如朱氏之說，實得朱氏之意於數百年之後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類，一切廢絶。前代之制度，如詩賦墨義之類，一切不用，可謂簡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於千萬年而無弊矣。本朝科舉，參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謂明經宏辭諸科，一切革罷，惟有進士一科，洪武三年詔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為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試格式。十八年，會試止録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録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人無額，惟善是取。」[5]從這一沿革來看，中國的科舉制度無論在考試的形式上，或考試的內容而言，是隨時空而俱進，因應考試所發生的弊端，而不斷修正命題的方式和慎重的選拔人才，以為國家所用，為百姓服務。

這種情形在越南也是如此，如據《聖製文三集》一書來看，其在第一、二集出版完成之後，又於成泰八年（1906）九月間，復得自嗣德二十八年乙亥迄癸未（1875～1883）之文共十四卷，并目錄一卷，刻板印行。[6]其中卷之十四〈策問〉多附科場題目，毫無疑問，從這些御題文字的源頭可以知道當時考試所據以考用的儒家經典，進而瞭解當時儒學在社會的發展情況，更可以探究國家需要考求哪方面的人才。

以「乙亥科（1875）會試第一場題目」的特別告諭，期許考生能從「各宜務實，勿尚虛文」去發揮寫作，並擬幾道題目給他們申論，如「王舒保作」即為《詩經、大雅、蕩之什三之三》，所用的命題底本可能來自朱氏《集傳》。「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則出於《論語、子路第十三》巻七，「來百工也，柔逺人也。」則是出於《中庸》文字，二者底本應該都是來自朱子集註本。「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聴。」則為《尚書、益稷》文字，所用底本若非蔡氏傳即為古註疏。「九月丁卯子同生」出於《春秋》，或為胡氏張洽傳。「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則出於《禮記、曲禮》，所用底本應是古註疏。「巽為近利市三倍」則出自《易、序卦、九四》，或是來自程朱《傳義》。

接著第二場題目，諭示考生「各抒見識，以應蒐求」，所出試題是「擬今令北圻均田賦詔」、「擬講還四省臣民賀表」、「禦戎無上策論」，三題皆與時務有關，尤其清修《明史、唐胄傳》曾賛曰：「唐胄論安南切於事理，歐陽鐸之均田賦恵愛在民。」[7]而理戎政策在方逢時一傳中亦云：「五年，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臨赴闕上疏曰：、、、、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8]可見這三道議題，均與安南北疆關涉。

第三場題目「賦得不貪為寳」及「富使來朝修好合禮賦」則是「各慮腹笥，茂展心聲」，純粹考作士子之文采，再者，黄滔也曾撰述「以不貪為寳賦」一文。

最終廷上覆試制策則云：「朕聞為學、為治本非二道，窮經所以致用，致知必在格物，取士必崇實學，而黜浮詞。後世政事、文章分之為二，則失之矣。夫萬世帝王心法、治法，首推二典，今觀二帝之為政，則亦首先明曆象，敬授民辰，在璣衡以齊七政、、、」於是要求考生談曆法之因革得失，以及近代尤推西法，是否恰當？並再比較砲船銃車各種武器諸問題，終以日本之急近功是否可法，質之考生，以觀有用之實學，非為圖求平生一第之後的溫飽而已。

其後，丁丑科（1877）會試第一場題目「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出於宋‧程子撰《周易、上經、彖》（《伊川易傳》卷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出《朱子語類》、《尚書》一〈綱領〉卷七十八；「定之方中」則出《詩經集傳》卷二〈定之方中〉；「春正月、桓三年」蓋出《春秋》，「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蓋為五行與音樂之說，《御纂朱子全書》亦有類似之語。「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蓋典出《論語》。第二場題目：「學古入官，惟爾思之。」因此需寫「擬今勸飭官皆清勤，士皆務實，民皆好義詔。」「擬釋老二門乞歸儒教表」「謝安、寇準、岳飛、于謙合論」以求考生識見。第三場題目重在賦詩，一為「賦得越鳥巢南枝」五言排律，典出古詩十九首。另一則出於《尚書、虞書》「在璣衡以齊七政賦」之句。此外，另附「查覈公子洪蔘題目」、「再覈公子洪蔘題目」、「查覈諸皇親皇弟題目」三題，至於「覆試制策」則涉及爭讓之端與邊疆四省問題，希望「士君子懷抱有素，經濟為心，學古以入官，生才必有其用，其各悉意敷陳，勿詳古而略今，勿挂一而漏萬，言必有用，事必有徵。」

至於己卯（1879）會試蓋為恩科，題目幾乎無所出典，然以舉賢才，安邊境，求得濟世安民之策為主要論述方向。

最後即是隔年的庚辰科（1880）會試，其第一場題目：「冬，公至自唐。」蓋出《春秋》，「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則出於禮記、曲禮上。「平章百姓」為《尚書、虞書》字句；「此之謂自謙」，出於《大學》，宋朱子有章句本，「孟子見梁惠王」則出《孟子、梁惠王章》，「艮其背」為「《周易、下經傳》艮下兌上」，「景員維河」則出《詩經集傳》。第二場題目考識見，則出「擬漢令議封甘陳詔」、「擬北圻士民請均北圻田租表」和「歷代人才優劣論」。又第三場題目為「賦得白鳩」詩及「投壺賦」。會試第四場題目則問：「三才兼通曰士，四民之首曰儒，儒之與士，名寔有異乎？」並且提及近閱《香港日報》，其中報導清國安徽補用同知董毓琦者，別運巧思，擬制氣行輪船，無需用火費炭，諸國人同稱妙手，心甚慕之。多士留心經濟經史之暇，曾否博及外國書，以期寔用。甚至在庚辰科殿試中制策則曰：「為學所以致用，取士所以佐至，故國不可以無士，而士不可以無學。學而不施於用，取而不補於治，又何以學為？何以取為？」因此論及歷代經史之說及諸問題，今多士平日所講習者經史何書？若有疵謬，可能覺正，抑只憑陳言相沿而已？

就此幾場科舉試題來看，第一場通常是考學養，而以儒學為主。勿論是七道題目，或是有所增減，必出於五經之詩、書、易、禮、春秋及四書中的範圍，而這種命題方式和考用的根據完全與明清以來的科舉制度，沒有兩樣，尤其《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合編為《四書》，其義主朱氏《集註、章句》，這是明清以來的共識；而《易》則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也和明清所用底本沒有兩樣。

唯一不同的是安南深處中國南疆，歷史上的疆界紛擾自然成為科舉考生的論述課題，而且在西方勢力入侵東亞之後，東亞大國的清廷日漸不支，既有日本明治維新居前，則為政者不得不多加留意，於是藉著《香港日報》成為吸收外來資訊的窗口，並且希望士子也要汲取有用的舊學與新知，成未具有實用性和有效性的知識，而非老生在紙上談兵而已。

五、結論

東亞各國與中國緊鄰，其文化交流乃勢所必然，而中國文化又屬於較悠久的強勢文化，或多或少對於周邊國家都有些許的影響，這是無庸置疑的，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就是其中影響下一個較明顯的制度。由於隋唐以來，科舉考試的命題內容完全受到儒家思想和儒家典籍的主導，所以考試題目出自四書五經中，便成為一種常態。在此制度及考試命題的內容制約下，學子養成的啟蒙教育便以儒家典籍作為主要的課讀對象，主導他未來的發展。一旦登科及第以後，儒家素所主張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套「內聖外王」的工夫和理想，自然成為終身追求的目標和奉行的抱負，而且重視一己的家庭教育，並以此標準衡量或要求社會上的知識份子的言語和行為。越南《科榜標奇》一書所錄的這批登科人物恰足以證明儒家思想在越南上層社會貫串的實情，勿論〈翰墨傳香考〉中的父子表現，或是〈昆弟登疊〉，都可以看出書香世家對其子弟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而其子弟在此環境中長大之後，也不負祖父輩的期許，表現出家庭教育所賜給的成果。然後在其官宦生涯中，所居職位或從事之任務，在在都與儒家的教育理念相合契。否則若有行為失檢，不知禮節，或出仕偽朝者，必招徠批評，成為社會的反面教材。畢竟科舉考試的命題方向和要求，也主導著士子向此目標前進，所有的命題測驗先經四書五經的嫻熟度，再進一程的是用文章來表現見識，以及用詩文來觀其文采和性情，終則於廷上以實用問題，來測試其見解和實行步驟或方法，以及是否具備實用而有效的解決問題。尤其面對北疆的清國和西方列強勢力的東來，儒學的汲取和新知識的吸收，東亞日本的維新變革，都成為考試題目，而給予適度的關心，此一現象在史館刻印的《聖制文三集》卷十四中，恰好印證了儒家思想的檢討和修正。